2010年10月4日傍晚，迷路前的探险家彭绪洛在楼兰古城废墟遗址著名的“三面墙”前留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2月25日下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来自湖北的彭绪洛携代表作《少年冒险王》与读者见面，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与心得。这位中国科学探险小说的领军作家，将自己多年来真实的行走和探险经历融入故事中，推出了一系列有趣又励志的精彩作品，并结合情节设置了“探险小知识”环节，让小读者在感受祖国大好山河魅力的同时，还能学到诸多科学知识和野外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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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聊及探险，我问彭作家，在野外有没有过迷路的体验？他回答说，有且惊心动魄。“我还清楚地记得，2010年10月4日晚上，在出楼兰古城废墟遗址时落单并迷路，差一点消失在无人区。最后凭着冷静，寻找到前面队友离开的痕迹，才回到罗布泊湖心位置。”
我不禁想到自己的两段迷路经历，以及由此引出的话题。
一年前，我还在重庆垫江工作的时候，有个周日的早上，我独自去爬山看林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一路十分寂静。活动之物，只见到几只颜色近似枯叶的小蚂蚱在蹦跶。而在距离此地不算很远的恺之峰景区，据说常有蛇、松鼠、野猪、黄鼠狼出没，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褐色的蜥蜴，跑得贼快。
我转的林地面积其实不算很大，以桉树居多，间或能看到松树和杉树，有的林子还显得很稀疏。可转着转着，我竟然迷路了！来回溜达了好几圈，也没寻着路口。当时的情景，跟六七年前在黑龙江的一次“遭遇”极为相似。那天，我在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转悠时，因追拍几只松鼠，跑出老远，脱离集体，迷路了。当时已近黄昏，同伴电话里跟我讲，听说附近有狼出没，真把我吓坏了。
我逃命似的跑了好长一段路，终于气喘吁吁地跟返程寻我的同伴接应上。坐到车里时，我明显感到，体能和精神恢复很快，一会就像没事儿一样。当地一位朋友对我说：这肯定是因为森林里氧气浓度很高的缘故。从此，对森林更有好感，可对迷路依然迷惑。
后来读到加拿大作家罗伯特·摩尔著《在路上：一次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发现居然有专章谈及迷路，颇感惊讶：还真有人把迷路当回事来研究。书中先引述了马克·吐温小说《苦行记》里行进于暴风雪中的一段描写：“我们急匆匆地赶路，走了一个小时以后，脚印看上去越来越新鲜。更加奇怪的是，前面经过的人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地增加。我们十分疑惑，为什么如此庞大的一群人会在这样的时间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来旅行……这些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脚印，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荒漠里围着这个圈子转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天生有一种转圈子的倾向。19世纪末，有生物学家提出，绕圈环行是生物学里的一条普遍法则。如鸟常在灯塔前面盘旋，鱼群在深海潜水员照明灯的周围漩涡般地游动，兔子和狐狸在躲避猎人的追捕时绕着圈子逃跑，人在大雾中迷路时往往会徘徊绕圈子。30年过后，又一位生物学家宣称，实验证明蒙上眼睛的人在走路、奔跑、游泳、划船和驾驶汽车时，都会走螺旋形路线。因此人的大脑里可能有一种“螺旋机制”。但是，一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人的“绕圈子本能”假设。
2009年，一位名叫简·索尔曼的研究者决定测试人的这种绕圈子的本能。他招募了两名志愿者，给他们身上佩戴了GPS跟踪装置，指示他们直线走过两个不熟悉的地带，其中一个在德国的森林里。经此测试索尔曼得出结论说，迷路的人如没有外部导航提示，一般不会走出超过起点100米的范围，无论他们走多长时间。
这相当于是说，在那样的处境里，一个人在任何方向上行走的距离，竟然都不会超过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此，有过类似经历的罗伯特·摩尔说：“……有一刻，在我们沮丧地兜圈子的时候，也曾想到要在肯定会有水的方向拨开树丛，开出一条路，但是我们很快就因为害怕迷路而又乖乖地返回到那条似乎被施了魔法的路上。”
那天我徘徊在林地里，感觉迷路之时，倒没有这么恐怖。不过，因为之前路过十几个坟墓，心里也瘆得慌。后来找到出路下到后山，视野就显得开阔多了，有段坡路还标示了“滑坡危险”和“逃生”。我绕过几块菜地后，见到了更多的村舍，还有一条长长的土路，心想那必能通向“光明大道”了。果然如此。
此段体验，我在朋友圈发文做了记述。我的朋友、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王明宇读到后，也想到了他自己的迷路经历，还联想到他正在翻译的美国脑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关于大脑重塑的著作，惊奇地发现其中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医生据此写了一篇文章，用的标题是《让我们尽情地迷路》，兹录几段为本文作结：
人生的意义在于沿途的风景。……有计划、有目标固然是好，但一生当中有多少是我们能够牢牢把握的？在这趟旅途中，只要我们身处花园或者田野，那么让我们尽情地迷路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们的大脑就是如此浪漫，它在现实世界里不断地迷路，不断地适应新环境，通过自我重塑，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